漫话高氏一门“三进”及“五举”
清光绪年间,泸州城南的高氏一家才人辈出、声名显赫,时有“一门三进士、叔侄五登科”的美誉之说。
关于高氏一门中举和进士人数,不同研究学者提出不同观点,有人撰文称“一门三进士、四举人”,亦有人言“一门三进士五举人”。至于中举时间先后、人次、姓名,乃至高树的“卒于”和“享年”,均有多种说法且存在不同谬误。
笔者考据民国二十七年版《泸县志》,该志卷第四《选举志》“科第”条目及《艺文志》等分志,上面详有明载:高树,光绪元年(1875)乙亥恩科举人;高楠、高楷,光绪二年丙子科举人;高棠,光绪五年己卯科举人。而对于仕途、履职,该卷的《仕宦上》中简而载之:高树,兵部员外郎、奉天锦州府知府;高楠,刑科给事中;高楷,直隶涞水县知县;高钺(高楠长子),直隶、三河、房山、香河等县知县;高寿(高棠之子),湖南知县。《清代四川进士征略》对高氏一门中的高树、高楠、高寿等叔侄三名进士均有所载。
为便于叙述便利,我们以高氏一门中众子弟中举、进士的先后次序,一一详述。且重点限定地域,是在泸州,而非放至高氏一族其他地域及分支。如非重要交集和事项,则一一省略,只叙述主要生平事迹、政绩,以及赏析部分代表性诗作。
高树:高氏中举第一人,《金銮琐记》天下闻
高树(1848-1935年),乃高家第一位中举的举人!字蔚然,号珠岩山人,又号江阳山人。在高家众子弟中,排行第七,少同兄高棠、弟高楠、高楷师从江安杨敬生学。他的中举,属于光绪元年乙亥恩科——光绪是清朝第十一位皇帝、清军入关后第九位皇帝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的年号。是年,因其隆庆登基,而特别恩准对天下士子所开的“恩科”应试,故又称该科为乙亥恩科。而高楠、高凯,则系光绪系二年(1876)丙子科举人,比兄长高树则稍晚了一年!
光绪十五年(1889年)时,高树与其弟高楠同榜进士,列二甲第62名。选翰林院庶吉士,辛卯(1891年)年散馆,笺分兵部主事。壬辰(1892年)因干事利落以能称,由主事升员外郎,乙未(1895年)年升兵部郎中。戊戌(1898年)年充军机章京,考选御史。此年,中国戊戌变法开始。高树与戊戌六君子为友,思想较近维新派。癸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年冬,病中无聊信手作俚句,记录往事并加以小注,作《金銮琐记》绝句一百三十首。庚子年(1900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高树简放锦州府知府。而锦州为富庶之乡,他人为知府,年可敛银数十万,高树在任两年,清廉俭朴,因“有惠政”而为人所称道。据《泸县志》载,其“为御史时,奏释宪法源委,以杜流弊,参劾不法官吏皆举其大者;守锦州,有惠政,锦州故繁富”。而高树本人性格恬静,又以京曹官要员,故清要且不乐外任,旋调奉天府任知府。久在枢要,善理朝政。诗文皆擅时名,工书画,“暇则手毫素,日必尽多纸。然矜慎自贵,非其人不与”,太监总管李莲英曾“数求不得,忿搜其箧藏”,众太监遂哄抢,每以为恨事(见《泸县志》及《金銮琐记》)。诗云:“藏匿朱批应断头,舍人内侍一般愁。鲍君教我咨岑抚,杨监枢堂跪地求。”,“倾筐倒箧玉阶心,见字如仇忿怒深。偏有群閹知爱惜,一时抢得似黄金。”
因高树多次参劾不法官吏,同官又多忌惮官场险恶,形势维艰,遂请求辞官,寓居京师。时值辛亥革命,虽居家北平,但不问政治,好为文,尤以擅长制义,名震京师。入民国后,作过民国总统顾问。他常有故国之思,将心中郁结情感,贯注于诗,至乙丑年(民国15年)三月,时年七十八的高树乃“命内侄与钟儿写出,又删汏之”,“或勸排印,以就正四方朋友” ②。此外,高树尚有《鸽原录》《思子轩传奇》《江阳山人诗草》等诗书文集,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尤以《金銮琐记》享有盛名。该书以纪事诗记述了清末宫廷情况。因曾在清廷军机处任职,以军机章京,监察御史的身份,熟悉宫廷内幕,也曾随慈禧金銮一起西逃,所记为亲身经历,包括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以及珍妃蒙害和袁世凯活动等,史料价值极高!其书法亦工,暇则手持豪,必书数纸,然矜持自贵,非其人不与。至1935年,卒年八十六岁。而非“享年八十七岁”。后葬于泸州市大山坪堰塘湾。
而言及高树的光绪元年中举和光绪十五年时与其弟高楠同榜进士,笔者附带简略说下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
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始于隋朝,沿至清末,1905年始废。一千三百余年间,设闱试选拔取士,任用官吏。科举考试分为三级,即:乡试、会试和殿试。但真正的实际应试,则为县试、府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县试、府试,可统称为乡试前考试,称“院试”。也就是读书人必须要首先接受由本县知县主持的县试、知府主持的府试及格后才有资格参加正式的乡试。府试及格者称“童生”,算作“进学”,录取后的童生即成为国家的学生,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相公。院试又包括岁试和科试两种。岁试的基本任务一是从童生中考选出秀才,第二是对原有秀才进行甄别考试,分别按照成绩优劣给予奖惩——能获得国家廪膳银的秀才称廪生,不能领取廪膳银的秀才可算另外增加的名额,称为增广生员或简称增生,地位次于廪生;初进学的秀才称为附学生员简称附生,附生再经以后的岁、科两试,才能依成绩递补为增生或廪生。廪生、增生人数皆有定额,一般以府、州、县的大小决定。做了秀才,地位就比普通人高出一等,见了知县可以不必下跪,官府常理下也不能随便对他们动用刑罚,由此可见秀才地位已不同于一般。而岁试成绩优良的生员方可参加科试,科试通过叫做“录科”。然后才准许参加更高一级的考级,也就是正式的科举第一层级考试——乡试。
当然了,明清时期,通常还会在乡试之年的七月于省城集中举行一次科试补考,凡因故未能在各府参加科试的可以乘机前去补考,叫做录遗。如若有果童生在此捐了监生,也可在录遗名单中补上名字,而后参加乡试。
乡试通常每三年在各省、州府或直属省的州治所举行一次,亦称大比。由皇帝任命进士出身的翰林院、六部等官员到各省去任职并主持考试的学政(又可称学台、宗师),要在任期内依次到所管辖的各府、州去主持考试,亲临考场叫做“案临”,其任期三年。参加乡试的秀才(痒生)考中的,便称为举人。第一名俗称解元。由于乡试在秋季举行,故又称秋闱。
会试在京城由礼部组织举行,一般在乡试后第二年春天进行,又称礼闱、春闱。会试取中后称贡生,有的也成“贡士”。第一名俗称为会元。殿试是皇帝主试的考试,又称廷试,考策问。通过殿试取中后,统称为进士。 殿试分为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合称为鼎甲。第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在一、二、三甲名录内的,都泛称进士。凡是通过乙榜中举人,再通过甲榜中进士而做官的人,叫做“两榜出身”;一身兼有解元、会元、状元的,叫做“连中三元”。
按照明清朝制规定,殿试后还要进行一次叫朝考的考试。殿试的状元、榜眼、探花在考中后按惯例,可以立刻被授予翰林院修撰和编修,所以他们不用参加朝考;其余诸进士,则根据贡士的复试、殿试、朝考三次成绩得出录取等级,再根据录取等级确定授予的官职。朝考的第一名叫做朝元。凡殿试二甲第一名的传胪和朝考第一名的朝元,照例要到翰林院任职。其它进士,成绩好的可以入翰林院做庶吉士,次一些的被授予六部主事、内阁中书、御史及知州、知县等官。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高树列榜情况,他位列二甲第62名,故入选翰林院庶吉士。至于以后升迁,则更显其厚积薄发和博才适用,作为客观!从而,深受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和诸多臣工的喜爱。 自然,攀附权贵的京城豪门贵绅及大内太监之流,更不在话下。
高树学而优则仕,仕而不贪腐,有正气,富文采,与戊戌六君子刘光第、杨锐等川蜀乡谊为友,思想也与当时的维新派接近。对于其朝廷振兴和贬弊时政的政论及奏章,有惶惶上千言的如《谨释宪法疏》等等,“以正俗说,而杜流弊”;对于兄弟情谊、关心关爱其成长及至到后来同朝为官同辅朝政的,如《题城南诗卷》等真情流露文章;对于尊师重道、致敬和怀念老师的文章,则有《致李汇川广文书》、《敬生师辞馆归江安作诗恭饯四首》等诗文,因高树曾师从李汇川,故高树称李伟广友,而他写给启蒙老师杨。高树《夏题鹅坊壁》诗云:
“出城二三里,林木喜苍蔚。
地无市廛声,茗有沙泉味。
好雨浥轻尘,虚窗涵远翠。
鸟语不识名,风中发清吹。
城居苦烦扰,到此涤尘肺。
呼童下竹帘,扫榻且酣睡。”
本诗有田园诗派之意,于喧嚣中取安静,使人耳目一新。而是人诗人所指的“乱世”,正是高树亲身所处的清朝末年,其时外患、内忧,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高树之诗,正好可从侧面略观当时时局之一二,有史料笔记的补遗作用。《泸县志·卷第六·人物志·文苑》一0二四有载。
另外,在《艺文志》卷七中《和乔勤孙》二首。高树诗云:
怀刺权门履为阗,何如陋巷乐吾天。
久辞仕版离冠带,卿把君诗当管弦。
著籍喜消元祐,编书漏写义熙年。
回思伴直丝纶阁,今日才逢孟浩然。
砚冻蟾蜍秃笔横,中宵起听曙鸡鸣。
终南不隐嘲种放,塞北迟归笑子卿。
款客家贫惟毳饭,和诗味淡似藜羹。
颖滨山谷联姻好,喜极东坡爱后生。
《笔尖下的泸州》一书中,辑录有民国《泸州高氏兄弟诗钞》中所载的《敬生师辞馆归江安作诗恭饯四首》。诗云:
设帐寒门十五秋,光阴瞥眼叹如流。
为吾叔侄攻黄卷,累我先生到白头。
瀚墨因缘前世结,斯文真种故家留。
深恩如海从何报,但祝鱣堂福寿优。
记得当年甫诲蒙,抠衣请业是髫童。
芸编不厌千回讲,茅塞何曾一字通。
语恐难明常带俗,书经背诵屡为功。
泾南多少皋比座,共说杨时教泽隆。
六岁豚儿未识丁,鞭苔不读太愚冥。
在家屡触如雷怒,入塾旋惊化雨灵。
德使童心驯野性,书劳亲手写葩经。
曾参受业同曾哲,两世膏恩肺腑铭。
老母闲时说降庚,隔墙侨寓诞先生。
负求乳食恩源浅,教诲儿孙报匪轻。
敝族一家游泮水,华宗百世继簪缨。
墓门拱木珠崖下,遥望归舟笑九京。
《笔》之一书下,该诗其后有注云:此诗为光绪甲戌年(1885年)作。经笔者考证,此注乃强注,有误。是否引自《泸州高氏兄弟诗钞》,笔者暂未见到该书珍本的全本,仅散见于部分研究文献和博文,不宜作评断。但查考历法诸书及有关万年历,“甲戌年”其实是“同治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874年。光绪帝即位是在正月二十日,光绪乙亥年即光绪元年(1875年)。显然,以“光绪”年号来称已经过去的1874年不甚妥当!而一些学者用“部分文物上”刻有“光绪甲戌年”的款来考证真伪,一是该“文物”或在光绪继位前烧制以隆庆天子登基,二则便是此类“文物”极有可能涉赝品之嫌。结合高树生平,这几首诗意在表达诗人饮水思源,感谢师长培育之功。诗中回忆了杨时(敬生)作为高家私塾老师在家十五年如一日的对高氏子弟的谆谆教诲,“累我先生道白发”可知先生来时发黑,在“设帐寒门十五秋,光阴瞥眼叹如流”后,如今已皤然而白了。而诗人犹“记得当年甫诲蒙,抠衣请业是髫童”,现在老师就要离泸回乡,想到师恩如海,无可报答,于是诗人只得祝愿师父“福寿优”。全诗娓娓道来,感情真挚,可信可亲,催人落泪。
原诗所注“髫童”句:时树十一岁,咸丰庚申((1849年)也。应为清文宗咸丰十年,即1860年为妥。第四首首句“老母闲时说降庚,隔墙侨寓诞先生”与最末一句“墓门拱木珠崖下,遥望归舟笑九京” ,再次说明高树自“珠岩山人”有思念其母之意。
“铁笔御史”高城南
在厘清了高树与其弟高楠、高楷“同为中举”之误一说之后,我们再回到“一门二代三进士”中同榜进士中的两兄弟其中的高楠。
高楠(1852-1903),字城南,泸州城厢(今泸州市江阳区)人。排行老八。自出生后,即在祖辈故居成长。据民国《泸县志·卷第四·选举志》记载:因其“世居泸城南门,故字城南”。又云:“咸丰壬子(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与弟(高)楷孪生。七岁出就傅(傅粉,抹粉)偶戏城堞,颠而堕,垣高寻丈,幸不死。其母惧,因开家塾,延师教授。性独钝,然勤学;兄弟俱寝,往往至夜分犹诵声不辍。”
后来,高楠学有所成,经考试通过后,以生员身份进入泸州地方州府所办书院学习。继而,“既游庠,旋食饩”。需要说明的,“庠”原本是周代的乡学。明清时期,凡儒生经考试取入县、州府学,即谓之“游庠”,并成廪膳生。清末尤其自民国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环境称谓发生变化,庠后泛称学校,游庠亦泛称求学及读书。光绪二十七年牛(1901年)十月,清廷废科举,兴学校。川南永宁道呈报四川总督批准,在州城水井沟川南书院改办川南经纬学堂(旧址在今为泸州梓潼路小学校)。学堂为川南片区泸州直隶州、资州直隶州、叙府、永宁直隶厅四属二十五县共有,经费共同分摊负担,由泸州代管。赵熙(字尧生,号香宋)任学堂首任监督(校长),高楠九第高楷,后继任为川南经纬学堂监督。对于赵尧生、高楷等人兴办新学,高楠曾作有一诗《尧生应沈刺史聘赴泸办学》。此处的尧生,即赵尧生。清朝光绪年间举人,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梁启超(1873-1929),亦写有著名的《寄赵尧生侍御以诗代诗》。只不过,这都是后话。
笔者还是回到高楠身上来,说说他“铁笔御史”的逸闻轶事。
1876年,也就是光绪丙子年。高楠与孪生胞弟高凯举于乡试中举人。光绪己丑(1889)年,又与兄树同中进士,高树列二甲第62名进士,高楠列二甲第95名进士(录取是用名枬)。按照清制,进士经过殿试后,除了一甲三名分别授修撰及编修外,其余一部分选为庶吉士的,由特派的翰林院官员教习。高楠当时即为翰林院庶吉士。而在翰林院三年之后考试所取成绩优等者,原为二甲进士者便被授编修,其他另外授职。庶吉士学习之地,称“庶常馆”;学习届满,该馆会“散馆”。光绪辛卯年(1891年)散馆,属于考试优等者之列的高楠,则被授翰林院编修。旋为山西副考,官河南道监察御史,转山西道掌印,兼署江南、浙江、福建、江西各道御史。
高楠先后历刑、兵、工三科给事中,直声闻天下。与王乃征齐名,世称“高王”。在履职期间,高楠为官秉公执法,铁面无私,有“铁笔御史”之称。1900年,高楠任刑科给事中,为政清廉,办事公允,巡视京都北城时,多有人向其行贿,均遭拒绝。高楠不因是同乡而包庇,均照章处置。这可从收录进《泸县志》中高楠的《自箴》一文可窥一斑。文曰:“读书期自用,致用始家庭。家庭不能用,况敢莅民人。不尚经纶迹,先求心气平。阔大非靡靡……。”
而经他之手经办的各类大案要案很多,比如弹劾直隶藩司高骖麟、福建督学檀玑、皖抚王之春、提督夏毓秀、成都府阿麟、蜀都奎俊、黔边盐务总局华国英等等,均是秉公而为社稷,其心在公,大胆办理,他所办的案子一贯讲求真凭实据,经得起历史考验。而在上谏搭救广西提督苏元春和争回俄占据奉天数千里地等等朝野的重大事项上,他亦当仁不让,不苟同污流和软弱之辈,其所上谏疏,均实事求是,抗直敢言。敢于直言。因而,时间一长,“铁笔”自然便在朝野之中博得了直声,名重天下。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广西提督苏元春遭宦官谗言,被人诬告为纵容部将从盗,报京呈送慈禧太后革职下狱和议斩。而在光绪九年十一月(1983年12月)至光绪十一年二月(1885年4月)、由法国侵略越南进而侵略中国的长达三年的“中法之战”中,苏元春在中法谅山一战中大败法军,军功仅列首功冯子材之后,如今却要受诬问斩?!高楠得知此事,虽与苏元春不相识,却奔走求救于张之洞,张不能救。经与张之洞商议后,由其冒死上谏搭救。奏曰:“苏元春越南之战,一时推为名将。今谓元春不能治盗,何不将抚臣王之春一并下狱?”慈禧愧不能答,经朝廷调查确系诬陷之后,对苏元春免除昭狱。为此,朝廷削去了高楠京察记名府道,而高楠却安然自得:“悖直以沽名,吾不为也。”苏元春出狱后,前往高楠衙门前拜谢,高楠却婉拒不见。苏元春只好跪在门前三叩首而去。此事,朝野皆闻。有幕僚颂诗以赞:“越裳西附有强邻,一战谅山国愤伸。何事欲诛檀道济?澄兰抗疏救功臣。”
而关于高楠搭救苏元春一事。高树亦在史料笔记《金銮琐记补遗》中以诗记载。诗云:
“越裳西附有强邻,一战谅山国愤伸。
何事欲诛檀道济?城南抗疏救功臣。”
而对于王苹三与城南弟联名劾瞿相一事,高树以诗记载:瞿相由是深惡山人兄弟。在枢垣,时时苛责山人。不知劾瞿相之疏,城弟未主笔,苹三请一河南名士为之。此名士瞿相老门生也。苹三熟洽至交,予兄弟无往来。
“事实昭彰孰不知,弟兄无用避嫌疑。
疏章出自何人手,安石门生劾老师。”
同年,俄国侵占奉天3000里,高楠爱国心切,与王乃征合书《陈时势危机亟筹挽救疏》,约众御史联名上奏,众御史惧而不敢签名。高愤怒说:“失数千里,无一言,诚为大耻。”在众舆论迫使下,清庭派人谈判,收回被侵占的全部领土。因此高楠直声闻名全国。与王乃征齐名,世称“高王”。
或许,用一种人生和历史的宿命论来讲,有些东西可谓是“直也正声,败也正声”。就在高楠冒死上谏的同一年,也就是1903年,高楠的有一次上谏却给自己带来了灾难。说来也巧,这头高楠刚刚上谏、成功营救出苏元春,那头,朝廷的实际控权者慈禧老太后却欲挪用海军军费以重修圆明园,于是,闻之此讯息的高楠以大清的江山社稷故,斗胆再次冒死上了一道《请勿移海军军费重修圆明园疏》。此奏疏,却未能如愿送达到慈禧太后手里。其时,高楠正履职山东道监察御史。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2月12日,有奸臣假传圣旨,将高楠腰斩于山东官舍,是年高楠五十岁。慈禧后来得知后大为震惊,光绪亦悲愤不已,给予昭雪、安抚,派员护送高楠灵柩回泸州,葬于石洞乡。
此外,高楠除了提出和强调“农工商艺之徒皆富而后国家富,官吏士兵之身皆强而后国可强”这些对国家社稷、富强之道的直言之外,还认为宜“募兵以为强,抽税以为富,非真强真富也”的观点(见《四川通志》)。积极提倡蒙学(即相当于普及小学)和教民以艺,培养人才,使黎庶皆有技艺之长、谋生之业建设国家。其中,高楠长子高钺后来辑录的民国版《泸州高氏兄弟诗钞》中,就有高楠作诗对泸州办学情况的记载。《尧生应沈刺史聘赴泸办学》一诗,诗云:
“夏去秋移春又过,一年风物慨蹉跎。
悲来庚信哀时赋,醉后王郎斫地歌。
槛外絮飞留我住,江南草长奈君何。
杏花楼下新经舍,乞与灵泉汇尺波。”
也有高楠与赵尧生诗酒和志趣唱和之作相赠。如《艺文志》卷七“诗”条目下便收有高楠《和赵尧生》一诗:
风舞垂杨缕万条,一棚迟放紫藤梢。
愁怀未遣春将去,乡梦难随雪共消。
少鹤有山期竹隐,新莺无语过花朝。
东皇渐决思归计,休道征尘望转遥。
收录进民国版志书中的高楠诗作,尚有《题彭云石匹出关图即送归夔州》、《送梅东阁龙少坚两孝廉归泸》、《同杨叔峤顾印伯傅同丞曾奂如刘裴村游花之寺》、《纪事》诗十八首及《敬生师馆予家十五年甲戌冬辞归作诗志别》等诗作。而《敬生师馆予家十五年甲戌冬辞归作诗志别》,基本可以视作为其兄弟几人写给恩师的“同体”赠别诗了,诗题不一,但主题鲜明——感谢恩师教育和培养兄弟几人成才,老师从黑发而变白发,其间感情可以说既是师生,亦可堪算父子。
忆昔孩提日,身颠百雉城。为无师约束,至使父忧驚。
闻道杨时学,书传燕子楹。修函因驿寄,倒舄下堂迎。
馆帐西河设,壶樽北海倾。丹铅围济济,经典说铿铿。
不幸灵椿萎,难为棣萼荣。诸孤依老母,累岁聘先生。
逃塾耽游戏,焚膏补课程。性愚劳讲贯,文劣费经营。
日月殊容易,儿童渐长成。丑年荆始茂,寅岁早重赓。
伯季皆游泮,微躯未入黉。羊公惭鹤舞,荀氏愧龙名。
今岁逢宗匠。前茅列弟兄。黄堂传面奖,白屋播休声。
似此邀天幸,都因化雨宏。鱣堂宜久待,鹏路好遄征。
何意皋比徹。将归鹤墅耕。含饴思翼凤,载酒欲听莺。
回首皆吾,吟诗叙别情。读书先品行,报国勉忠贞。
金玉言良切,针砭意已诚。纵难光史册,誓不辱宗祊。
云树千山远,风帆一幅横。离群居鹿洞,惆怅李延平。
上述诸诗,高氏后人曾作辑录成《高给谏诗钞》一卷,刊刻面世。
而收录在民国《泸县志》中高楠的作品尚有《移馆治平寺记》、《重葺珠岩草庐记》、《游方山记》、《冬夜独宿珠岩记》、《致李汇川广文书》,同时,志书还收录有高楠弹劾“首府捕务”阿麟的《沥陈四川乱象请更换川督折》等文。从《重葺珠岩草庐记》中高楠所言,“珠岩者,先祖父茔所在也。去夏先母卜殡后,结庐一椽伴为灵爽”,以及《冬夜独宿珠岩记》中的“癸未腊月,已母冢土薄,复有益之。十四日午后,由耳城(今三星街下临滨江路口)登舟……贴仲、季弟昨从今违(十月二十二日,仲回南溪,贴仲、九弟同来山中),一归一游,均之阻阔。老母必曰“八儿来乎?曩何命俦,兹何裸影也?”……次晨七兄来,垂侦宵况,记以代告。”等可知,高楠父亲葬于珠岩,而他兄长高树名号“珠岩山人”似乎又有纪念之意味;而从“耳城登舟”,再次应证了高楠一家居于城南附近位置。《游方山记》中的“光绪庚辰(1880年)初夏,侪辈约游方山”,因此高楠作方山行记,由此也表明,高树此时为中举后继续于泸读书,而尚未中进士赴京任职和居住。
细观高楠诗作,除了为官、治学、理政等诗文、奏疏之外,其诗文中多次写到或提到与“珠岩”有关之人、事、物、景,不可谓不感恩铭记,用情至深。民国二十年版本《泸县志·艺文志》卷七有《珠岩杂诗》诗云:
明代古墓存,碑书张布政。
重刻眉山集,后世无人问。
诗中的张布政,名第,江西江右布政使,与夫人合葬。成化本三苏集。公所刻墓碑已剥落尽。
此外,高树与高楠等众兄弟还关心国家教育,与当时在京四川京官多人共同发起成立文武学堂,并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向朝廷上呈奏折《筹设文武学堂及游学章程》,发起人包括杨锐、骆成骧、高树、高楠、王乃征、李稷勋、傅增湘、乔树枏、曾鉴、汪世杰、郭灿、王荃善、聂兴圻、蔡镇藩等。办学地址位于京师四川同乡公所观善堂旧址,办学宗旨目的在于兼习中西学业,使之学业有成,最后提到创设经费得到李征庸巨资资助,故恳请皇上对李征庸“特予恩施”。
高楠一生著述颇丰。其著作有《高给谏遗诗》《高给谏日记》《高给谏奏稿》《高给谏遗集》《庚子日记》《鸽翔录》《高给谏骈文》《高给谏诗钞》《籍禅室诗钞》等。《庚子日记》则多记录高楠1901至1903年日常起居札记,甚至是生病所开药方等等。在这些著述中,尤其以著有《籍禅室诗钞》、《高给谏骈文奏稿集》闻名。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泸州高氏兄弟诗抄》系高棠、高楠、高树、高楷所撰,高楠长子高钺辑录并于民国十三年排印的。
高楷:精研史学留政声
高楷(1852—1912),字竹园(拙园),是高楠孪生弟弟,排行老九。光绪二年(1876)丙子科举人。中举后,授直隶涞水县(今属河北省),历署肃宁、无极、容城等县,官至内阁中书,署理之余,精研二十三史,每有新见。
高楷曾师从荣昌熬金甫先生治古文,颇有桐城法度。泸中言古文者,以楷为最著。但言其“才智胜过诸兄”可能就“中言古文”而言,如统一诗词则不免夸大或乃“一孔之见”。他善诗文,工书法。其作品清雅平淡,饶有田园风味,别具乡土特色。著有《快隐堂诗钞》等。民国二十七年本《泸县志》卷第六《人物志》下“文苑”条目一0二二有载。
高树在其史志笔记《金銮琐记》中故有诗云:“典试回京到近畿,孪生争认貌依稀。涞阳令岂临邗令,拱侯相如驷马归。”诗下作有注:“城南弟与竹园弟孪生,貌相似。城南奉命典试山西归,竹园正任涞水令。官道去涞甚近,竹园衣冠迎之。父老南妇,聚观于游亭者甚众。涞水一名涞阳。”可见,高楠、高楷两兄弟孪生貌似,不好辨认。且二人均均以任官。
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版《重修无极县志》中收录的高楷诗文,可以从侧面看到一位晚晴时期县令的文学才华和个人追求,也能看出他和本地乡绅的往来酬和,对百姓对政事民情的态度。《奉和李仙池谒见之什即用原韵》《李仙池来书,有好官近人情云云一语,道破为政之要。虽欲从此下手,未知果得人情,否也,口占四绝》《官廨杂兴七首》《留别无极绅耆即用仙池原韵》《又留别一首》《再留别五古四首》等诗作。其中,《口占四绝》尽管诗人自云“即以此言为首句并以自警焉”,但足见高楷的洁身自好和为官之风清气正。今选其三首,以飨读者品读。诗云:
好官不过近人情,乍听君言喜且惊。
一语抵人千百语,旁观切莫笑平平。
忠恕传心徹始终,圣人至道本中庸。
有才近炫皆虓虎,无学徒拘亦夏虫。
我心自可度人心,道在诚求理不深。
一点灵台千载事,但防卤莽与浮沉。
而在任上,高楷生活极为节俭,“性情慈惠,学问淹博,爱民出于至诚,裁余平,减陋规,敏沾实惠而莫知其由。多隐德,每逢集讯不动刑,婉为开导,即健讼者立折服,有‘蒲鞭’之誉”,《重修无极县志·职官志·宦绩》中对此高度褒扬高楷。而高楷,曾作《官廨杂兴七首》自嘲和玩味,诗风清新风趣。有诗为证:
“从来节俭是真吾,拒敢羔裘美大夫。
茅屋三间人一个,只看老马与童驴。”
但是,高楷诗书的好坏,除了“似东坡山水,得元人神韵”、“题语有机趣,片纸寸缣,人争宝之” 之外,更多的是因其史学才华和爱民如子的为官之道!正因如此,当时治所百姓及后世称颂,与高楠的“铁笔御史”的“直与刚”而言,高楷的“亲民”与“柔和”也颇显智慧及方略,或乃居庙堂高低有关,或乃性格使然。可以说几兄弟的功绩各有千秋,异彩纷呈,可书可写而传之后世。择其中二首如下:
“传说顽愚要重刑,我心何忍虐苍生。
迩来都道官慈爱,莫谓闾阎寡性情。”
“口舌谆谆敢惮劳,苦将情理析秋毫。
化民自愧无他术,惟有诚心教若曹。”
可以说,高楷的心志智是极高的,一方面求政事于清廉、润物于民声,另一方面也向往田园风物之乐,喜吟咏,工书善画。其中,诗句似乎可以代为发声和明心迹——
“未忘古循吏,抗怀相与期。
相期出仕日,廉节当攀追。
何尝非为贫,藉谋买山资。
堂堂百里宰,要非商贾时。
上天有日月,寸心有神祗。
敢为父老言,一钱不自欺。”
与幕僚和当地老百姓惜别诗,高楷作诗数首以赠,足见深情。如前所述,笔者在其总舵离别诗中,较为喜欢《又留别一首》。诗中,诗人的志向和功名成就,以及老百姓的厚爱,让人心中不忍;而在时空中,“鸿爪匆匆又一年”、“父老壶觞临别泪”,让人觉得年华易逝,朝夕与争。诗云:
“鸿爪匆匆又一年,那堪骊曲唱当筵。
敢云有志为良吏,但使相安即旧缘。
父老壶觞临别泪,郊原风景早秋天。
何时琴鹤重来此,款段村墟听管弦。”
光绪14年,高楷离任赴知容城县。光绪17年(公元1891年)任肃宁知县,光绪18年任涞水知县,修《涞水县志》并作序,后官至内阁中书。所到之处,留下美名。清朝末期,高楷以较深的文学造诣享誉朝野,在评刘光第文章时说“工为古文,雄厚肖昌黎。诗学少陵,时辈罕与抗手”。
1895年4月,在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本全权代表、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议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高楷愤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后辞官荣归归里。
在回到泸州后,高楷侍奉老母以尽孝道。同时,他始终心怀祖国和天下民生,认为要拯救中国,非革新教育、造就新人不可。遂与泸州陈铸、温筱泉等人联名上书,请求停书院,开新学,获准。泸州始办讲授新学的川南经纬学堂,高楷为继任学堂监督,热心乡梓和教育,为泸州各界所敬重。他的诗歌,则更多辑录在《泸州高氏兄弟诗钞》中,如《重游治平寺》诗云:
钤语浮空荡晚烟,时来清境一参禅。
牀头书籍高连屋,窗外波涛远接天。
古佛亦遭兵火劫,良朋重结水云缘。
为寻当日留题处,鸿爪匆匆已十年。
诗题治平寺,即白塔寺、大佛寺、开福寺,其白塔朝霞为“古泸州八景”之一。从“古佛亦遭兵火劫”可知,治平寺寺中的铜佛为大礮(炮)伤毁。《笔》之一书诗后有注:钤,疑为“铃”。实乃谬也!钤之意义较多,其中便有“星名”之义,即钩钤。“钤语”并非真正星星发声,而为通假和比拟。《汉书·天文志》:“其后荧惑守房之钩钤,钩钤,天子之御也。”颜师古注引晋·晋灼曰:“上言房为天驷,其阴右骖,旁有二星曰钤, 故曰天子御也。”当然,该诗今之注家以钤的普通义中的“锁”、“兵法”“祭器名”中的任何一义或者有关“关键、要领”的引申义去注释,自然不能讲通的。
但是,我们从诗中却能得知另一讯息:作者上一次游治平寺,已经是在十年之前的事了。时间匆匆而过,如今,诗人要寻找当时痕迹已无可追寻。“晚烟”、“清境”、“书籍”、“波涛”等亦真亦幻的景象,以及“浮空”、“荡”、“参禅”等动词给予了治平寺的画面和场景感,令人抚今追昔,感慨良多!写饮酒之事的,有诗作《挹田信来,酿高会酒以待余归。作此谢之》。
民国《泸县志》
民国二十七年版《泸县志·艺文志》诗卷中,收录有高楷《感怀》及《无极杂咏》两首。前一首诗云:
由来孔李属通家,奖借何常吝齿牙。
堪叹孤星崔曙后,荒坟三尺冷溪沙。
邹潇舫孝廉,坟在沙溪寺。后一首曰:
好官不过近人情,乍听君言喜又惊。
七字抵人千百语,旁观且莫笑平平。
同样,前文已经述到,高氏几兄弟在老师杨时(敬生)辞别回江安时,均作诗相赠并依依惜别。《金甫师将归,作诗饯送》诗云:
贱子有慈母,莪蓼空陨涕。
不惜如椽笔,馨怡扇荃蕙。
珠岩阻且长,高轩辱小憩。
我生愧欧九,莫引泷岗例。
此外,高楷善画竹石,似苏轼,又得元人神韵。清·李放《画家知希录》有辑录。收录入民国《泸县志》内的,还有高楷的《王元本倪印垣合传》、《邹潇舫黄小庐合传》、《彭敏斋先生传》、《夫马行并序》等文。可谓诗书风流,热心乡梓,惠及后人!
“剑门”讲学及英年早逝的进士高寿
高棠(约1847——?),字剑门,原名锟,自号塔阴书屋,是进士高树、高楠的兄长,廪生,光绪五年(1879年)举人。在高氏兄弟中排行老五。中举人后,因进京考进士未中,不愿再为仕途奔波,便回乡教书育人,先后在泸州川南书院、东岩鹤山书院教书,并主讲过鹤山书院,培养人才,并为母写有《王宜人传》。著有《塔荫书屋诗钞》。
曾有泸州地方文化学者撰文指出,说高棠在泸州三牌坊(今泸州城区迎晖路)、龙门书院讲过学。但是,查考民国《江安县志》卷2《学校》可知:龙门书院在江安县城北庙垠街,为宋代建,在县东龙门山。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知县周颂重建于庙垠街,五十二年(1787年)知县陈铮改置于扎鼓桥侧。道光七年(1827年)知县汪澎改建文昌庙东。而川南书院在泸州州治前文昌宫。同治七年(1868年)署永宁道恒保改建。光绪二十七年改为经纬学堂(光绪《泸州志》卷3《学校》)。查考有关书院考据文献《四川书院史》,亦未见泸州龙山书院记载。因此,高棠讲学之地说“龙门书院”或为讹误。
高棠所写诗作,多被收录进民国《泸州高氏兄弟诗钞》中。其中,有写《珠岩杂咏》四首。诗云:
壁立龙透关,山脉向东走。
题榜如鸾翔,云是钱唐叟。
读书辞故里,岩居避喧闹。
不见唐子西,谁访飞云洞。
东岩日方吐,唤渡三岩脑。
江阔水不波,几点乌蓬小
平沙蓝田市,林杪炊烟碧。
击鼓官舫停,牵缆贾船集。
其中,龙透关原为古关隘,始建于蜀汉,为土筑城墙;明崇祯十一年重建,清同治二年再建。北临沱江,南抵长江,犹如巨龙穿透两江,故名。“龙透关”三字乃钱唐许乃钊书泸州城三面环水、一面靠山,龙透关为惟一通道,历为兵家必争之地。现位于市区江阳西路。而诗作之三的“三岩脑关口”,为许公培身书。三岩脑,即使君岩,在泸州城南十里,原为泸州渡江去蓝田坝的渡口。可见,高棠归隐在泸州潜心教书育人和陶醉于泸州美丽山水风光的怡然自得和自足快意。
民国二十七年版泸县志《艺文志》中有高棠的《海船》、《燕哺雏》、《游红佛寺和邱芸帆》等诗。其中,卷下一二五四页宰有高棠所写的《游朝阳洞》一诗,云:
“杖藜寻胜翠微颠,洞入朝阳别有天。
瀑布当窗凉欲雨,浓阴佛席淡凝烟。
自怜异地长为客,偶脱嚣尘即是仙。
一样龙团烹出好,山中汲得岭头泉。”
另外,高棠对兄弟几人的授业恩师杨时(敬生)也是礼敬有加,感怀铭记。在老师辞别回江安时,亦与诸兄一样,作诗相赠。所有的师生情谊,都在句句诗行中洋溢和温暖心田。《谢敬生夫子解馆归里,作诗誌别,非敢言诗,聊以誌十五年教泽云而》诗云:
树人如树木。半由灌溉功。铸人如铸器,锻炼資良工。
颜冉从尼服,受教东山东。房魏将相才,河汾谒王通。
上智犹赖师,何况才居中。忆昔师至时,我辈皆蒙童。
字难辨亥市,顽钝诚不聪。非为循循教,何能发瞆蒙。
载酒诣元亭,问难凭折衷。藏书五千卷,讲画撤初终。
朝暮共辛勤,分赐丸和熊。诲我扶纲纪,气节东汉崇。
导我淑性情,理向宋儒窮。文字余事耳,闲作他山攻。
被教十五载,光庭坐春风。著鞭期一跃,撞破烟濛濛。
自惭不舞鹤,遗憾累羊公。费尽栽培力,双鬓老秋蓬。
迩来离别赋,去去翅花聪。不忍开卷读,遗墨心血红。
在叙述完高树、高楠等一众兄弟之后,我们再来简单谈谈高家最后一名进士——高寿。之所以称“简单”,不是笔者不存敬畏之心,而是高家这位进士天公不予垂爱,过早地在任上英年早逝了。而相关的史学文章,我们能够搜寻到的,以及可稽可考的部分少之又少。故而简述之。
高寿(1865——?),高棠之子,四川泸州(今四川省泸州市)人,附生。附生,乃科举名词,是明清时期附学生的简称,始于明代。明代在廪膳、增广生定额之外所取的府州县学生员,因附于廪膳、增广生之后,故称为附学生员,简称附生。清代相沿。青年中举,光绪十三年(1887)丁酉科举人,戊戌(1898)年列三甲第54名进士,任湖南知县。今人有一说,道高寿为“甲午科(1894年)顺天乡试举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中进士”,空考据不详。经查考《清朝进士录光绪年间》确认,此为谬误,当从前说,即:高寿为戊戌科殿试(1898年)进士。民国《泸县志·选举志》更是详注其中榜系“白榜”,而“白榜”是指白纸布告,与红榜相对。后被瘟疫传染,逝世于任中。
在闻听高寿病逝于任中,高楠悲愤不已,痛而挽作《得寿姪噩耗》诗四首。诗云:
“困守都城感慨多,飞来凄雁託湘波。
伤心三十余年事,涙灑西风唤奈何。”
“依刘李密是嬌孙,祖竹霜风冷墓门。
赤足双蹲無一语,苦风愁雨过黄昏。”
“髫龄失母劇堪憐,不料阿爷復棄捐。
半载哭親又哭弟,纍纍鸡骨瘦如拳。”
“體弱还将家计撑,因持手版赴湘城。
為贫而仕贫如故,避债臺邊过一生。”
从高楠的诗作中,我们可知高棠在中举人后进京考进士未中、回乡教书育人的日子过得虽怡然自乐,但却并不殷实和富庶,相较于几兄弟仕途顺畅和官场得意,高楷这一家家境便显得有些渐趋“中落”。其子高寿,为了改变贫困而发奋读书,学而优则仕,幸而为官,可以略微缓解一家老幼的生计窘迫。令人惋惜的是,高寿体弱多病,虽为“贫”而仕,但又洁身自好、为官清廉,到头来仍旧是居家举债,贫寒度日。
此组诗,收录在高楠的《籍禅室诗抄》之中,无引语、副题及注解。诗作既为痛挽侄儿高寿而作,那么,诗人“伤心三十余年事,涙灑西风唤奈何”便有两层诗意可以解读:一是,高楠感叹三十余年为官从政,从湖南传来侄儿噩耗时自感悲苦无奈,眼泪婆娑,令西风也颇觉奈何。二则,便是“借此说彼”,年即岁,暗言侄儿病逝时年仅三十余岁,匆匆地度过了自强奋发、欲兴门庭却又贫寒及过早逝世的一生。
对于高寿卒年,目前所查之史籍、文献无载,而《泸州城南高氏家谱》似亦语焉不详!高楷于光绪丙午(1906年)岁二月,曾在收录此组诗的《籍禅室诗抄》作后记补云:此八兄城南手抄诗也,兄偶作诗皆写日记中,未赏别抄。癸卯(1903年)冬遼陽事起,悒悒寡驩,趙尧生太史勸抄辑近诗,冀以寛之,抄畢而疾作遂,卒。乔茂萱同年哭以诗曰:“仓皇手写百篇诗,似识来朝有逝期”。纪實也。而高楠“有《庚子日记》四卷,甲辰(1904年)秋排印於泸”,后于1906年于成都“始以此付石印”。
而高寿之弟高霖先,未有功名,与继室婚后不久病故,无子嗣。
高钺,乃高楠儿子,直隶、三河、房山、香河等县知县,后来辑录父亲高楠、伯父高棠、高树及叔父高楷等四人诗作成《泸州高氏兄弟诗钞》,并于诗作之间夹行小注,于民国十三年编成四册排印出版。笔者曾有幸在某旧书摊上目睹其中一本残卷本,可惜损坏极为严重,较大部分册页虫蛀而不可识。否则,倒还可以收藏和作进一步研究。
泸州高氏一门二代三进士、五举人,在泸州当地至今传为佳话。三进士中,尤以高树、高楠为后人称颂较多——高楠因其在仕途上敢于直言、刚正不阿,廉洁自爱而又安于清贫受人敬仰;高树,则以御史秉笔而书而能全身而退的确睿智超群,尤其是在《金銮琐记》清代史料笔记中敢于直言“天下事”的作风,在诗中以诗句“小纪”和注解方式直接揭露慈溪太后、袁世凯、李莲英等人在朝野倾轧中的不同丑陋行径和嘴脸,与弟高楠同样受到后世的推崇!
这样,高家实际上出了五个举人,他们分别是高棠、高树、高楠、高楷高棠长子高寿!其中,这五个举人中,高树、高楠、高寿三人又都先后考上进士,高树、高楠更是同榜进士实乃不易!
客观上来讲,高树、高楠、高寿是泸州清末最后中进士的三人,这是泸州科考制度最亮丽多彩的一笔!高家几位乡贤,其言其行,为泸州后人树立了如何读书,如何做人,如何为官清正廉洁、勤勉为公的榜样。
再话“三星街”及“大夫第”
而关于“大夫第”,笔者再赘述几句。“大夫”是古代职官及官阶名称,多指从五品官员,地位低于公、卿。古时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殷周有大夫、乡大夫、遂大夫、朝大夫、冢大夫等。西周后的先秦诸侯国中,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大夫世袭,有封地。大夫又分为上、中、下三级,后世遂以大夫为一般任官职之称。秦汉以后,中央要职有御史大夫、谏议大夫、中大夫、光禄大夫等官职。“大夫”作为散官官衔时指六品及以上官员,但作为实职时则无品级规定,六品以下官职亦可称大夫,如汉朝礼官大夫、中散大夫等品秩均为六百石,与级别最低的县令同级(县令品秩为千石至六百石);隋唐后,以大夫为高级官阶之称号,武职则称将军;至唐、宋,文武官职多有沿用,尚有御史大夫及谏议大夫之官,宋徽宗政和年间曾重订官阶时在医官中另置“大夫”以下官阶,故今仍有称医生为大夫者;至明清,清朝高级文职官阶称大夫,武职则称校尉,并逐渐废止。因此,“大夫第”就是士大夫的门第。一般是指文职官员的私宅,它是古代高级官吏和达官贵人修建府邸的一种通称,带有浓厚的封建政治色彩。它不仅是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集中体现,更是古代政治权利的一种象征。而不是平民百姓的草庐。
就泸州高氏一门而言,一门有“一门二代三进士、五举人”,在当时的清朝光绪年间名振朝野和蜀中。尤其是高树、高楠二人为家门翘楚,和其他几位弟兄、子侄一起光耀门楣,“士大夫”地位明显,却又不同于古时“士大夫”之做派。但是,高氏后来是否建有“大夫第”住宅,地方志未载、图片无存。所幸的是,董代富老师在《营沟头补遗》一书中补载:泸州师范学校校长何白李(1910-2002)亲自见过南门高架的祖居“大夫第”匾额。
《泸州南门高氏族谱》中亦有少许的重要线索:高鸣谦(1789-1861)诰封奉政大夫、中宪大夫;其续配夫人王氏(1816-1882)赦封儒人,封太宜人;高义、高敬,有传貤赠奉政大夫。诰封,封建王朝对官员及其先代、妻室授予爵位或称号;貤赠则为封诰呈请朝廷移赠给先人。元·黄溍《济南高氏先茔碑》:“国朝之制,官七品以上,咸得貤赠其先,所以广孝而劝忠也。”清·赵翼《陔馀丛考·封赠》:“洪景庐云:‘封赠先世,自晋宋以来有之,迨唐始备。然唐世赠典,惟一品乃及其祖,馀官只赠父耳。长庆后稍变通,权德舆罢相,为检校吏部尚书、兴元节度使,请回赠其祖倕,诏不许纳官,而赠倕为尚书礼部郎中,此后世貤赠之始也。’”。《清史稿·选举志五》:“旧例仕宦至三品,幼为外祖父母抚养,其外祖父母殁无嗣者,许依其官阶貤赠,其馀外姻不许貤封。”高义、高敬,乃高树、高楠、高楷等同父弟兄,份属同辈,当不在此“貤赠”之列。当时,作为高氏一门最后一位进士的高寿,作为子侄辈,则是有可能向皇上和朝廷要求给予“貤赠”的。但若“貤赠”,理应高棠率先“荣享”才合规制和理数。
同时,我们再考御史——御史,是中国古代执掌监察官员的一种泛称。 先秦时期,天子、诸侯、大夫、邑宰下属皆置“史”,是负责记录的史官。约自秦朝开始,御史专门作为监察性质的官职,负责监察朝廷官吏,一直延续到清朝。至明代设左、右都御史各一人,为都察院长官,正二品。主要负责监察、纠劾事务,兼管审理重大案件和考核官吏。清代则改以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为都察院主官,右都御史及右副都御史都专作总督、巡抚的加衔。左都御史满、汉各一人。开始时满员级别设为一品,汉员级别为二品,顺治十六年(1659年),将满汉两员均设为二品。康熙六年(1667年)升满员为一品,到康熙九年(1670年)又改为二品。到雍正八年(1730年)将满汉御史俱升从一品。清代规定,“汉吏部、礼部郎中、员外郎、主事,皆进士出身”。在六部,为郎中、员外 郎主事等,这些官职皆六部六、七品官。在都察院,为各道监察御史、给事中或六科给事中,这些官职均为五、六品,品秩不崇,但皆为清要之地,升迁捷速。如詹事府的左右中允、赞善,官职为正六品、从六品,职掌与翰林院近似。再如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各道监察御史,官职为五品、六品。 三鼎甲所任官,应取其最高者,即正五品。在地方:为知州,官职五品,掌管一州的各种事务。而“奉政大夫”系文散官名。金始置,正六品上,元升为正五品。明正五品初授奉议大夫,升授奉政大夫。清正五品概授奉政大夫。因此,高树、高楠的官衔及职级,其居所完全够资格修建并名“大夫第”,其父母也可享受皇上和朝廷赦封和诰赠“大夫”、“太宜人”的特殊称号。
最后,我们还来讲一下这“三星街”。在清代,自康熙皇帝以降,泸州古城南一代便是地方治守治下一些重要部门署所。虽然名称、处所位置略有变更,或恢复、或调整,或迁出,但是旧址遗存仍在,如:清时泸州的学院行署也在城南一带,地方学署便设于城南旧学宫上;州判署设在城南三牌坊街,道光中州判迁泸卫;盐务总局原名官运局,则在城南关外,清光绪五年改建在城西旧营地;城南专城汛署,也位于城南,民国二年后改建为川南盐运稽核分所。
在古时,地名之称谓,一是地方州府舆地勘察、人口核查而取,二是据民间口口相传及约定俗成而取,另一种多以举孝廉、清名、祭祀而定,且多以文化名人出生、流寓、政声美誉及唱酬雅集居多,也有因世俗时艰及老百姓的戏谑而谓。或有出处,或有典故来历,虽不一而足,但大体上,无外乎以上诸种。“三星街”名由来,亦莫外如是。
今天的三星街,东与忠孝路南口和下平远路北口衔接,西与白招牌相通,原为南城垣。其地名,嘉庆版《直隶泸州志》中有载。城垣,也就是古时围绕城市的城墙,广义上将包括城门、城楼、角楼、马面、瓮城及城内临近区域,既有军事防卫的重要作用,也有增减城市景致的审美意义。南城垣在清光绪以前,因是变卖旧物的一个角落,没有街名,人称“南角头”。至清末,由于城南高氏出了一门、两代三进士(高树、高楠、高寿)、五举人,该地便由“人杰”而变“地灵”,于是,此后此处所建之街取名为“三星街”,意谓“三星高照”及“进士及第”之意。当然,“五举人”的诞生,也可算是“五福临门”。而何以不谓“五福街”、“五福路”“五福道”而名“三星街”,自然有但是老百姓对书香门第的渴望和期许,毕竟,学而优则仕及光宗耀祖的思想,在清末之前,在普通百姓心目中此思想还是相当地根深蒂固。因此,“三星街”之名的称谓,至少应当是在高家最后一名进士、也就是高树之子高寿于戊戌年(1898)中进士以后,方有相对比较正式的“命名”。至于今时有报刊及媒体言“当时地方官遂以‘三星街’而名之”之说,笔者既不敢冒然认同,也不能轻易否决,因为,如是地方官命名,其后所修志书、舆图等该有片言记载,况且,当时地方官纪夔(原名恩庸,字公简,号朗榆)多有交集和交好,理应为乡谊、同僚倍感荣幸而“添此一笔”。即便不作“彰表”之举,也会在一些札记、函签、文史资料中作“补遗”的旁证说。相较起来,笔者更倾向于民间老百姓慕其高氏“一门二代三进士、叔侄五举人”的功名和书香传家而口口传之,时间一长,便成了“约定俗成”而习惯称之。而全国重点保护单位——国宝窖池就与三星街比邻而居,日夜不停地繁衍生息,酿造大国浓香。
后来,因战乱、收成等天灾人祸而致三星街成为了混饭糊口甚至卖妻卖子的“人市”,民间又用谐音称其为“伤心街”谓人世凄凉,我们权且当作是社会与时代发展中一个悲凉的符号和缩影,不必更多言说。
时至今日,三星街名不仅恢复、沿用至今,且焕发出朝气蓬勃之力,经济繁荣之象,每年全国各地来此巡游参观的人们不计其数,真正品味它在兴衰变幻后所散发出的迷人魅力!而作为酒城市民,当铭记其旧时荣光,找寻文化自信,书香传家荣耀,享受它的氤氲书香和浓郁酒香之美,珍视当下,继续快乐且幸福地生活。如此,幸哉,乐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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