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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鼎、大禹鼎和现藏台湾省的毛公鼎被称为“晚清海内青铜器三宝”。目前，上海博物馆展出了其收藏的大禹鼎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大禹鼎的组合，这是两鼎14年后再次聚集在上海。大禹鼎和大禹鼎不仅具有独特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而且背后的故事凸显了中国人保护自己文化的心。
今天，鼎仍然活跃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辉煌的青铜时代，相当于夏、商、周三代。这个时代产生了高超的技术和各种青铜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正如考古学家张光直所说，“中国青铜时代最大的特点是青铜的使用与祭祀和战争是分不开的”，祭祀和战争是当时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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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我们参观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时，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许多青铜器，而且经常被青铜器的名称和功能所困扰。它的名字和用途是什么？这个人已经离青铜时代有几千年了。提出这些问题是正常的。青铜时代留下的最大遗产来自青铜鼎。鼎可能是今天最熟悉的青铜器，不仅因为它比其他青铜器更经常出现在城市的公共空间，而且因为鼎的成语和典故仍然被我们使用。
丁是一种烹饪工具，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礼品工具，一般分为三脚圆丁和四脚方丁，大丁、大丁是三脚圆丁，目前中国最重的青铜器后母戊丁是四脚方丁，重832.84公斤。青铜鼎上经常有精致的装饰，一些青铜鼎上有铭文，记录了制作这种工具的起源，表达了希望后代永远存在这种工具的愿望。
我们经常用“一言九鼎”来形容一个人说话有分量。如果我们知道“九鼎”的内涵，我们就会知道“一句话”的分量有多重。在西周的礼仪制度下，不同的社会阶层在着装、旅行和器皿的使用上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差异。具体来说，在鼎的使用上，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医生五、元士三也”。九鼎是最高标准，没有比九鼎更高的礼貌了。
九鼎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可以追溯到夏禹。当时天下划九州，传说夏禹用九州贡献的青铜铸成九鼎，将各地奇怪的东西刻在鼎上，其目的是“使民知神奸”。当人们进入川泽山林收集生活用品时，他们可以很好地避免它们，因为他们已经从九鼎知道那些可能危及他们生命的奇怪物品。仔细研究禹铸九鼎的含义。一方面，九鼎代表了夏朝对九州的控制。另一方面，九鼎是国家与人民沟通的一种方式。出于对人民的爱，国家善意地提醒他们哪里有危险。
九鼎在夏商周三代间的传承，使其具有证明权力合法性的功能。读者一定很熟悉楚庄王在中原的故事，但我们只记得楚庄王的威严，却忘记了王孙满的话揭示了九鼎的深刻内涵。楚庄王问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回答：“在德不在鼎”。以前夏杰昏庸，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这就是“革故鼎新”，在旧事物的基础上创造新事物。王孙满认为，“德之休明，虽小，重；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九鼎属于有德者，有德者能顺应命运，以人为本，使上下协和，使邦国巩固。
铸造于西周治世，见证青铜时代的辉煌
大克鼎和大盂鼎都是西周时期的青铜重器。当然，这里的“重量”不仅指重量，也指其在礼仪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价值。两鼎原本收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盂鼎应征北上，并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定居。两鼎京申相望，镇护南北，只有少数几次相聚。为了庆祝今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两鼎再次相聚，目前在上海展出，然后在北京展出。
大禹鼎在公元前11世纪中叶铸造时间较早，周康王在位。周康王和他的父亲周成王共同创造了“成康之治”。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成康之际，世界是和平的，犯了40多年的错误。”。大禹鼎是西周最大的青铜器之一，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公斤。
大盂鼎是圆鼎，口沿下装饰有一圈饕餮纹带，三脚上部装饰有浮雕般的饕餮纹，下衬两周凸弦纹，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器的经典风格。使这件青铜器具有非凡价值的是鼎腹内壁铸造的291字铭文，记录了周康王23年(公元前1003年)生命贵族盂的历史事实。铭文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周康王总结了周文王、周武王立国的经验和商朝灭亡的教训，特别提到商朝官员都沉迷于饮酒，导致政治毁灭和人民失望。他警告盂要敬畏命运，服从祖先南公，忠心协助王室，认真处理政治事务。第二部分是周康王的命令和奖赏盂的具体内容。盂感谢周康王的奖励，铸鼎祭祖南公。这篇铭文不仅是研究西周封建制度的重要材料，而且字迹端庄典雅，一直受到书法家的尊敬。
公元前10世纪末，当周孝王在位时，他在位时最大的成就是与西戎作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戎对周的进攻。大克鼎高93.1厘米，直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它的装饰比大盂鼎更丰富、更有活力。口沿下仍装饰着一圈变形动物面部图案，每组变形动物面部图案之间装饰着扉边，腹部装饰着一圈宽波纹，三条腿上部装饰着浮雕动物面部图案，动物面部鼻梁装饰着扉边。
大克的内壁铸就了一个290字的铭文。从这个铭文可以看出，作为这个工具的人是一个叫克的贵族。他是周孝王的“厨师”，也就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但克的职责不止于此。大克鼎铭文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祖先华父的赞美。华父帮助王室，造福人民。周王感谢他的功劳，命令负责上传和发布国王的命令。第二部分详细记录了周王的仪式和奖励。克感谢周王的奖励，铸造了祭祀祖先和师父的鼎鼎。他希望这件工具能“克其万年无疆，子孙永宝用”。
“子孙永宝用”是青铜铭文的经典结论，包含了对永远延续家族荣耀的期待。然而，永恒从来都很难实现。家庭的起起落落是正常的。玉和克都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只有大玉鼎和大玉鼎在灾难发生后才能生存下来。
将鼎埋在地下，躲过日本人的搜查
今天，我们可以在博物馆里看到大盂鼎和大克鼎的魅力。我们要感谢潘达于女士的保护和捐赠。两鼎在晚清风雨飘摇的陕西出土。同时代出土的中国文物太多，要么被战争摧毁，化为灰烬，要么被偷劫，永远离开家乡。大盂鼎和大克鼎在中国保持完好无损并不容易。
一般认为，清代道光(1821-1850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李村，清代光绪(1875-1908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任村。岐山扶风是周文化的发源地，历史上出土了许多青铜器，被誉为“青铜器之乡”。大克鼎出土后，为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家、工部尚书潘祖荫所得。大盂鼎的传播过程比较复杂。它最初属于岐山豪绅宋金健，后来被岐山县长周庚盛带走。他把大盂鼎卖给了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宋金健碰巧来到北京参加科举考试，发现他心爱的东西出现在市场上。他花了3200银赎回。在同治年间(1862-1874年)，宋家家落户，大盂鼎转手给了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恒。不久，他把大盂鼎转给了左宗棠。咸丰九年(1859年)，左宗棠被官场谣言中伤，幸好潘祖荫救了他，左宗棠为了感谢潘祖荫，把大盂鼎送给了他。
到目前为止，大盂鼎和大克鼎都属于潘祖荫，潘祖荫对此相当骄傲，说“天下三宝得第二”。潘祖荫死后，他的弟弟把两鼎运回家乡苏州收藏，并制定了“守护，永不示人”的规则。然而，两鼎太有名了，仍然被觊觎。晚清重臣端方曾担任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以收藏金石为乐，他想了很多办法从潘家获得两鼎，均以失败告终。如果两鼎属于端方，我们很难预测两鼎是否还会留在中国。1911年，端方在四川保路运动中被起义新军杀害。他的后人把一批青铜器卖给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因为他没有谋生。此后，面对美国人高价收购的诱惑，潘家均拒绝了国家要员展示的要求。
1937年，日军占领苏州，日本人早就知道潘家收藏了大盂鼎和大克鼎，日军多次破门而入，均未发现。这时，一个叫潘达于的女人控制着潘家。她原姓丁，嫁给潘祖荫后改了丈夫的姓。丈夫很快就死了，保护潘家文物的重任落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在苏州沦陷之前，潘达宇已经预感到文物不再安全，于是在家里挖了一个大坑，把大盂鼎、大克鼎等文物埋在里面。就这样，两鼎躲过了日本人的搜索。
1951年，得知上海博物馆正在筹备中，定居在上海的潘达宇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将大玉鼎和大克鼎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让大家都能在博物馆里看到这两件珍宝。面对国家2000万元(旧币)的奖励，文化部接受了潘达于的捐赠，潘达于全部捐赠，以支持抗美援朝。此后，潘达于1956年、1963年、1979年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近500件珍贵文物。
大盂鼎和大克鼎不仅见证了青铜时代的辉煌，也见证了现代中国的苦难。伟大的文明可以继续下去，因为一代又一代的接力和不断的保护。伟大的文明正在一次又一次地升华和更新。（罗慕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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